摘要：从电视正式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家变得不再平静，不再封闭，家的日常性、秩序性被纷纷打破。本文根据中国语境里家和国家的同源性特点，探讨家国同构作为第三世界文本的新的民族寓言，折射着道德伦理的倾向和时代的意义诉求，通过把个人的独特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命运有机地结合，阐述家庭性以及由家庭延伸出来的伦理本位和意义，不仅成为中国电视自觉的美学追求，而且形成了中国电视文化在本土化、现代化进程中日渐明朗的审美共性。

关键词：电视、家庭、家国同构。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转播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歌舞表演，一些人足不出户，第一次在家中目睹了这一空前盛况。也许从这一天（电视正式诞生的日子）开始，电视便和人们的栖身之所——躲风避雨的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不速之客的闯入，不仅打通了家与外界的壁垒，而且接通了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管道 。更重要的是，影像地理渐次取代文字方位，亘古以来形成的以家为核心的感知坐标慢慢失去了平衡，远和近、深和浅、旧和新、大和小等一系列空间感、时间感开始动摇。于是，家变得不再平静，不再封闭，家的日常性、秩序性被纷纷打破；家从灵魂的避难所变成了各种话语争相表达的舞台及各种幻象碎片的聚集地。电视把即时瞬间的信息带入私人家庭空间，把各种议题带入客厅，连接了和地球最远端之间的关怀和默契。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似乎对国家、阶级、种群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跨国公司把“无差别的人”作为经营策略，那么跨国传媒则把“无地方特色”作为促销手段。“地方和国别对消费者来说，不再关系重大。媒体是文化粘胶，把世界社会粘在一起，而且媒体推销品牌。。。。。而品牌又回过头来代表一连串的价值标准”。因为电子传媒的“远距”作用，家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家庭的私秘氛围，人就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所以强势传媒把家庭视为一种社会建制和价值建构的基本单位，并给予高度重视。

不谋而合的是，中国的电视文化也同样高度关注家庭，因为家庭是新闻和信息的接收的最主要平台，各种文化娱乐形式已经成为家庭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来源。1990年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电视剧《渴望》的播映牵动了亿万人的心。这部以“室内剧”（家庭剧）定位的电视剧的巨大成功无疑开创中国电视文化的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家庭氛围的伦理构建甚至影响和规定着中国电视文化的形态和布局。不同的是，西方跨国传媒把家庭作为经销手段甚至是性和暴力的温床，附着的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消费意识；而中国电视传媒则是把家庭作为文化建构的基本单元和根本目的，坚持和传承的是中国主流话语和伦理本位的思想。

自夏商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国就已经开始注重民众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到了春秋时代，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创办私学，推重“教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无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五伦三纲五常四维”之说，还是《大学》里所演绎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能看到家庭的存在，和家庭作为道德实践、修身养性的基础场域。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伦理本位思想，首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彼此间的亲情上面，然后这种关系向社会展开、布建，构成社会整体伦理关系的缜密网络。这种由家而延伸出来的伦理本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的发展和架构，形成了中国文化生态无法抹去的底色。在中国的语境里，由于家和国家的同源性，生命本质的统一性，家和国家之间往往有着基因般的连接。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人；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所谓“舍小家，为大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等都是家国同构理念传统的生命延续和反复强化。由于代表了神圣，代表了正义，因而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并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

然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语境下，家庭的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中的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两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生产方式、生产观念甚至生产场所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除了人类自身的蕃衍仍在家中进行之外，其他方面的生产都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全球化了，这里还包括精神资料生产、伦理操守的培育等。其文化后果之一就是，传统的伦理规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当代的家庭关系也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进而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家庭问题。大家变成小家，小家变成单身；单亲家庭大量存在，“四世同堂”寥若晨星，人生的终极关怀变成了养老院的临终关怀和青年人的初级关怀。另外，分居现象和留守现象等也造成了家庭成员的之间亲情日渐淡漠，进而导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冷漠，更严重的是，电视、电子媒体渐渐取代了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家庭行为情感理念的主宰。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正使得人们渐渐滑离原来的生存轨迹，进入到不断变换的陌生的群体之中。由于缺乏家庭的庇护和家庭的安全感、归属感，使得这群人特别容易受到大众传播系统的影响，对传媒的攻击毫无防御能力。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淀较深，中西文化在冲突与交融中还不至于完全越过东方民族的情感接受底线，“中国社会以儒、释、道三者合流的强大的文化体系，及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所维系的巨大的文化机制，无论是从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机制的历史影响还是从其现实的作用来看，都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同样，融合了儒释道大智慧的家国同构理念，借助电子的翅膀，跨越了历史时空，构成了当代电视文化躯体中的巨大动脉。家国同构被作为第三世界文本的新的民族寓言，折射着道德伦理的倾向和时代的意义诉求，个人的独特命运和力比多的故事总是能和民族国家的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四世同堂》，它通过一个京城大家庭的升沉起伏、悲欢离合来反映时代的动荡和变迁，成为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经典之作。而曾经使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虽然具有大众文化的外壳，但把家庭、个人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思维方式依然主导着全剧的构思与叙事。即便是颇受争议但收视率极高的《大宅门》，也大手笔地从光绪六年(1880年)一直写到抗战时期，家庭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起伏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八个历史时期。

在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精神信仰的迷失与混乱倒反让人们无所适从，普遍希望找到一种可以用来面对这个越来越看不懂的世界的价值体系。在对传统记忆的挖掘之中，重新寻找伦理价值规范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构成了平衡心态的一个新的支点，价值取向的基本意义形态开始树立起来，并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需求。重视伦理价值，突出情感力度，把善良和眼泪作为一种武器，家国同构理念找到了新的载体，有了更加自如的表达。越来越多的表现家庭题材的电视剧体现了一种向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题材的大量重复竟然没有带来创作人员所担忧的审美疲劳。无论是稍远播出的《咱爸咱妈》、《儿女情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老娘泪》，还是近段播出的《亲兄热弟》、《继父》、《继母》、《保姆》、《结婚十年》、《家事如天》，都在或忧或烦、或喜或悲、或起或伏之间，按照东方的伦理叙事，塑造传统家庭的典范。正如《大染坊》的编剧陈杰所说：“从亲情伦理角度，我想在《大染坊》里渲染中国传统中那种一向注重安定和谐、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夫妻和睦、尊老携幼、注重情义等诸种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纽带，在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浓厚真情氛围的营造，无疑滋润着现代社会快节奏中忙碌的人们日益麻木冷漠的心灵，给人以心灵慰籍与温暖。它告诉人们情义远远重于利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中国文化向来“重道不重器”。在人们普遍实现了合自然目的的形而下的需求之后，中国电视传媒一直在合文化目的的形而上的需求方面作不懈的努力。即通过家庭这一社会细胞来反映家国的变迁，通过传统伦理观念、善恶观念、是非观念的营造，来寻找家庭、社会、时代之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关联。家庭性以及由家庭延伸出来的伦理本位和意义生产，不仅成为中国电视自觉的美学追求，而且形成了中国电视文化在本土化、现代化进程中日渐明朗的审美共性。这不仅表现在形式构成方面，例如，极具家庭化的演播室环境设计、极具亲和力的交流语气和家庭作息同步的节目编排等，而且在节目的内容构成方面，包括话语本身也都带上浓厚的家庭特色和生存体验的道德伦理花倾向。例如《开心词典》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节目的本土化、家庭化改造，从“家庭梦想”理念的设计到专场比赛（女性、老人、高考冠军等）无不闪现着节目制作人员的创造智慧。在题目设置环节，特意给答题者提供了3个求救的机会，而且节目也有意无意地渲染家庭的团结色彩，答题者所赢的奖品也通常被冠以家庭的名义。随着节目的进行，理念也在不断的被深化和延伸，最终，以水到渠成的方式落脚到希望工程、环境保护、迎奥运、公民道德等公益性事业。节目的理念从个体的幸运提高到集体的利益，从单纯的快乐提升到高尚的意义，

以西方大众文化流行的快感手法，灌注以中国家庭的传统内涵：支持、协作、奋斗、亲情、荣誉等，终于达到了基本层次的愉悦和心理图式的完型，情节节奏与期待意义的完美契合。

 

 

 

 

参考文献：

1、《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康敬贻 林振熙　柯雄　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

2、《文化冲突与抉择》李述一、李小兵128页

3、《电视研究》，2004年第2期。）